文│刘平
前期回顾：
1941年3月出版的报告文学集《金融线上》 收集了《银钱报》副刊的征文计60篇，约15万字，描绘了孤岛时期金融界的变化、曲折、苦难和斗争，生动再现了孤岛时期上海金融界的活动情况，从当时银行业的实际运作的几个侧面，观察孤岛时期银行监管的真实状况。
拒用伪币
位于香港路的上海银行公会大楼
1939年5月1日，以伪南京维新政府为背景，并且直接得到日商银行支持的“华兴商业银行”在上海日本占领区宣布成立，同月15日正式开业。该行宣称系日、华合办，资本总额为法币5000万元，发行面额为100元、10元和1元的“华兴券”。规定该种钞券与法币直接挂钩，等价行使，目的是在上海套取外汇。5月3日，国民政府财政部即致电四联总处、上海银钱业公会和市商会转知各行庄，“一律拒用该项伪币，绝对勿与来往。” 7月17日，财政部再电上海银钱业，要求制止伪币收付买卖。10月9日，鉴于上海各银行钱庄仍有买卖“华兴券”，国民政府于10月9日再度致电上海有关各业公会，要求对各成员店号切实转行告诫，尽力设法制止。
规定尽管很严格，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却不小。《华兴票》一文，从一个银号职员的视角，记录了该银号的刘主任与一位老主顾的闲谈，以及自己的感受：
“ 刘先生， 真奇怪，今天花旗票涨到十五元三角多，怎么华兴票（华兴银行钞票）始终没有上下的呢？”是的，我们的老主顾，最关心的是这个行市。但我真不了解他，哪儿来这末多的华兴票。
“华兴票吗？它是跟先令（英镑汇率）走的。华兴票的汇率，始终是六便士的水准。假使先令一缩，法币跌价，华兴票不就会立刻涨价了，照今天花旗票的价格来比较，先令应缩至三便士九六八七五。那末华兴票不就会涨一角多吗？可是，这两天纽约英镑跌价，花旗票尽管价格飞升，先令仍旧是四便士一二五，这真没有办法。”我们的主任，滔滔不断的说出了一套华兴票不涨的道理，同时，脸上好似浮起了一丝愁云，但不久这愁云便被夸傲的笑容所淹没。
接着，他便笑嘻嘻的拿起了一枝烟，还替对方点上了火。“今天上午，华兴银行挂牌没有动吗？”关切的问话和着淡淡的烟，在主任先生的面上掠过。
“没有，仍旧是一元四角九。”
“那末，现在的市价呢？”他很快的问了这一句。
“买进一元四角五分半，卖出一元四角六分半。”
“怎么？反比上午小半分了吗？”
“哈哈！上午劝你卖掉三万多华兴票，价格可真不算错呢！”那一副马屁功，真令人作呕，我想主任先生，平时不是神气活现，作威作福的吗？为什么看见他，总是低声下气的呢？而且有一二个正义感的小同事与学徒，背地里骂他一声奸商，一定要被他说上几句！
“他真会赚钱，你们能有他的本事就好了。而且，他常有生意照顾我们，你们还要说他不对，这怎么可以！”
不错，他常有大批华兴票，托我们主任代卖。我们的主任，正好从中捞些油水。他本来就有钱，何况他最近又赚到不少，自然使只知赚钱的人们佩服他哪！
这使我明白地看到：在抗建过程中的阻力，却正是这班没有灵魂的拥有资产的投机家，他们只知卑鄙无耻的赚钱，却没有想到他们的国家、民族，他们的子子孙孙的自由幸福。
日本军用手票（银行博物馆藏）
发行军用票是日本占领军掠夺中国财富的一种特殊手段，但在战时上海，军用票却成为某些人生财的特别途径。《畸形中的繁荣》一文便记录了某银行内关于军用票的一场讨论：
外汇开盘半小时，经理先生才到，身上穿着马褂，大概是去酬应过的，所以特别比平时迟。“外汇怎样？”安闲的态度，和关切的问话，抹过人们的眼帘，透入人们的耳鼓。
“同昨天一样，六元。”
“噢？”似笑非笑的面容大概显示昨天预测得正确，同时，似乎想起一件事。
“喂？昨天的军用票，卖掉没有？”话刚讲完，已走到账桌旁边。
“还有三四千没有卖。”
“嗐？为什么不卖掉呢？这种东西，存起来很讨厌，而且也很危险，”如果说，他的面容，平时是春气盎照，而现在，却正经过北风的吹拂了。
这句话，立刻引起了同人的反应，这不同于汇票开盘时的关切，是职务上的习惯，而是一种良心上自觉的共鸣。于是，有的同人认为：军用票号头都没有根本就是废纸；有些认为：是用到沦陷区来贻害中国人的；更有主张，不应该做，拒绝这种生意。
……我想，经理的这一举措是值得称道的，但我们更希望经理能够在这混乱的金融市场里，不再间接做侵略者的帮凶！
撤退
外滩14号交通银行外的沙包掩体和士兵
1937年11月，国军撤离上海。上海租界虽处于日军包围之中，仍有其特殊地位。财政部致电四行总行：“目前沪市情形特殊，交通梗阻，原可易地营业。但本部为谋沪市中外商民交易便利，及照旧办理汇兑买卖，以安定市面金融起见，相应电请贵行转饬上海分行依照法令规章规定，执行分行业务，以利市面”。
于此同时，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下，在战区或沦陷区的部分银行分支机构，辗转撤退到内地，有些则撤退到上海租界。以中国银行为例，11月27日，中国银行南京分行（简称“宁行”）会同中央、交通、农民三行派员随带库存及重要箱件撤退至武汉。1938年1月，复由汉转港至沪，后在法租界马斯南路，设立联合通讯办事处，接洽全辖债权债务事宜。《从南京到上海》一文，详细记录了这一艰辛经过。以下是该文记录的沿途几个场景：
场景一：离开南京
在大场失守后，惊魂甫定的民众又恐慌起来啦！我们的行也有后撤的提议，可是为了我们银行也是国家银行之一，不能就迅速的走，非得得到当局的同意不可。后来前线一天吃紧一天，要顾到将来，只有撤退。于是开始整理文件、传票、帐册，及其他重要的东西，分箱装上我们预先同中央、交通、农民，合包的一艘轮船，在十一月下旬的某一天晚上，我们就匆忙地离别了可爱的首都。“再会吧！南京！”“我们何年何月何日再能重见呢？！”“祝你无恙！”每一个不同的心音，从每一个不同的表情传出来。
人数是很多，挤满了一船，连船底的货舱也开放给我们睡，然而还是不够。睡在大菜间旁边的甲板上也有不少，害得船主在晚上总要跑到船头上去望两边吃水的深度，脸上总露着担忧的颜色。船是很平稳的行驶，像在屋子里一样。芜湖、九江，都不知不觉间经过了。
场景二：到了汉口
沿江边的柏油路畔耸立着立体式、古罗马式的银行大厦，别克、福特、奥斯汀，排了长长的一条在马路的中央，真不负“小外滩”的美名。我们一大批人从船的每个门中络续吐出来，一部分到汉口支行，一部分去找预备好的宿舍，再留一部分在码头上监视脚夫扛箱件行李，忙了一天，总算完成了任务。宿舍内的电灯还没有装，床还没有买，就在几支洋烛闪烁的微光下的地板上铺开了我们的行李，人觉到特别的疲倦，不过想到了是“逃难”，也就很快的入了睡乡。
下一天，在汉口行三楼的一大间的东角占了两只方柜子的地位，给我们十二人作办公处。南京下关，薛家巷，大行宫，和常州、镇江几个支行办事处同在一间，其余的分布在旁的空间里去，就这样成立了我们的“宁属驻汉通讯处”。……
场景三：去向广州
突然的，在某一天接到总管理处一个命令，当时我们都很怕总管理处有不好的命令来，大家吓了一跳！后来知道要我们全部迁到上海去，这才使我们的心定了下来。行期是就在目前，因此我们第二天的忙碌又开始了，终于在一月十号的清晨离开了战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地——汉口，而登上了粤汉车。……
十五号的晚上幸运的给我们冲破了难关，驶过了英德，抵达距广州仅百余里的花县。可是因为晚上在前面的小站停了一刻，抵达花县时已是十六号的早晨七点钟了。飞机照例地来了，人从车厢中四散出来向小凹树林里奔去，我们一小部发现了田地中乡人自己挖的防空壕，就躲了进去。沉重的轰炸机声渐渐传入了耳朵，在一块白云的边处给我们发现了三个十字式的黑影，一眨眼变成了五个。碰！碰！隐约的几声高射炮声，轰……！防空壕的泥壁震动了一下，碰！碰！轰！轰！成了对奏。嘘！……车长尖锐的笛声告诉我们已经解除警报了，不过没有五分钟又是嘘！……警告我们警报又开始了！人反覆的从车中出来进去到下午六点光景。最后广州支行派了卡车、小汽车来接我们。在一个较长的解除警报声中才脱离了险境！在黄泥公路上向广州市飞奔般的驶去。
场景四：从香岛到孤岛
从香港到上海不过一星期左右的海程，我们同事中很少人坐过海船，大家都经不起颠簸而感到头昏，甚至呕吐，睡觉是唯一的安全办法。几天的震荡逐渐消失，才算到达了这特殊情形下的孤岛——上海。一进吴淞，最堪触目的是破碎支离的断垣残壁。我们就这样地兜了个大圈子——从南京到上海。
上海华侨银行外堆满沙袋
这些从沦陷区撤退到上海租界的银行，面临着很多困难，如：存款日减，放款难以收回；开支增加，职员面临裁员；《发生在撤退的银行里》一文，细致描述了某银行职员的生活状态。文字不长，不妨照录如下：
是将近十二月底严冬阴霾的天气，傍晚走进ⅩⅩ里宽阔的总弄，平时走进第一弄的弄口，就会听见响亮的京胡声，这天异样的沉寂，只有几个小孩子穿着跑冰鞋在那里“滑冰”。弄底的最后一幢双开间三层楼的住宅，是ⅩⅩ银行ⅩⅩ撤退行的宿舍，会客室本来总有人在那里看报或打兵乓，可是现在呢，几张报纸静静的躺在那张兵乓台上，没人理睬，楼上，人们会集在几个房间里，不在看书，也不在打牌，紧张地在谈论着白天行里发生的事情。
“小张，你预备怎样？行里不要你了，你……？”一个抽着纸烟的，正在向着对面坐在床边沉默的同事发问，语调是同情诚挚的。
“有什么办法呢？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起来要求复职，还不是回到故乡做顺民，或者做叫花子甚至饿死！”是很伤感的回答，显示出内心的苦闷。
“唉！我真不懂，行方难道真的不能维持，非要裁了你们三四十人来求挽救吗？…可以撙节开支的地方多着呢，何必定要先下这一著！”像打抱不平似的，带着重孝的那个姓陈的叹了口气，他总想不过行当局的政策。
“自然！只要他们自己有饭吃，还管你们这批小行员，哼！”罗镛是一向被同事称为“大炮”的，他又气愤地这样发挥了一句。
“也不能完全怪行方，实在行里业务太坏，你想撤退到上海之后，存款日减，放款收不回来，人又这么多，开支还是很大，巧妇也难煮无米之炊啊。”跟罗镛感情不相投的小李，据说是朱经理二夫人的侄子，不知是为了罗镛，还是为了他姑丈，很不赞同罗镛的讽刺。
“可是有人还在大东，百乐门，花天酒地哩！小职员饭可以不吃——一共一个月拿他几十块钱？——他汽车倒不能省，最近还开行里帐，买了一辆新的哩！”不知是谁送出了这一段话，生活的对比更加强了失业群的反感，为什么这末苦的生活还不让我们过下去呢？
“我们一定得要求。”这呼声从小张嘴里喊出来时，已经带着忿怒了。
第二天晚上，二十多个被裁行员，紧紧的，围坐在兵乓台的周围，情绪很紧张地开着会议。主席小张站在一边，把已经归纳出来的意见做成决议：
“各位都主张先请行当局收回成命，让我们复职；要是不能复职，那么第二步必须坚持要求六个月遣散费和一百元旅费，来维持我们几个月最低限度的生活。”会议结束了，各人都抱着希望离开会议室，小张心里想，只要大家意见和行动一致，胜利是有前途的。
缺乏斗争经验的银行小职员，是不能像小张所想的那么永远一致的。在行当局“各个击破”、“威胁利诱”之下，三十多个人终于被裁了！他们只拿到了三个月的遣散费，就轻易地离开了生活保障的职业，去找那不可知的命运了！
行里的人事开支，又省了一些。虽然也许只抵得上一两个经副理的收入，然而在经副理看起来，“毕竟又省了一些！”于是便根本忘记这末一回事了。但是在下层行员脑子里，却总揩不掉那些已经不再是同事的影子：
“我们几时也会遭受他们同样的命运呢？”
“上海市银行博物馆”官方公众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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